從深度心理學角度理解中國人之于狐臭的態度
曲 慧 東
【摘要】 在80%無狐臭的中國人看來，狐臭所散發出來的難聞氣味，讓很多人避之不及，更讓作為少數的狐臭者陷入深深的自卑情結之中。筆者本人也是重度狐臭者，面對這個曾一次次被創傷經歷喚起的情結，筆者將嘗試從個人情結、文化情結、文化認同等深度心理學視角，來理解中國人之于狐臭的態度，希望通過此文完成筆者個人從被情結擁有到擁有情結的轉化過程，同時希望幫到那些依然在迷茫中偷偷摸索、尋醫問藥的人們。
【關鍵詞】 狐臭；個人情結；文化情結；文化認同
“狐臭”一詞，出自醫道葛洪的《肘后備急方》。中醫稱狐臭又為“體氣”、“狐燥”、“狐氣”，現在又叫“腋臭”、“臭汗癥”?，F代生物學家證明了氣味確實會影響情緒的變化，比如蛋糕店會通過散發出甜香的氣味來吸引顧客，而狐臭者散發出來的刺鼻氣味往往讓人敬而遠之。電影《芳華》中，文工團女兵們毫不掩飾的對有狐臭的何小萍顯露出滿滿的嫌棄；筆者作為重度狐臭者，也曾深深的體驗到狐臭給自己的生活帶來的諸多苦惱，把自己的心靈層層的束縛起來，以致一度影響學習、工作、人際交往乃至婚戀。
1中國人之于狐臭的態度
1.1 中國人為什么少有狐臭 從全世界范圍看，有狐臭的人占總人口的80%，在歐美國家，有狐臭的比例高達90%以上，在非洲則接近100%。只有在東亞，無狐臭的人才占據優勢，80%的中國人沒有狐臭，在韓國和日本，這一比例則是99%和70%。[1]生物學家研究發現，約5萬年前，東亞人的祖先從熱帶非洲遷徙來到亞洲，位于人體第16對染色體的ABCC11基因上第538位堿基發生基因突變，大汗腺的分泌減少，其分泌的蛋白質隨之減少，皮膚上的細菌沒有可分解的原料，難聞的狐臭自然就沒有了。由于基因突變，狐臭基因變成了無狐臭基因，在比較寒冷的東亞地區，散熱少、更耐寒的無狐臭者更適應環境，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成為了主導型。
2.2 中國人為什么厭惡狐臭 在中國古代醫學界，狐臭被認為是一種會傳染、須忌諱的疾病。古人還認為狐臭會對其他疾患產生不好的影響。狐臭者亦為了變成“正常人”，從古至今苦苦尋求五花八門的治療方法。筆者在百度詞條中僅搜索狐臭二字時，就找到了1750000條相關信息，95%多是醫院治療狐臭的廣告。在查詢頁頂端還會有一條灰色字體提示：請在正規醫院指導下就醫，就診用藥需謹慎。這正是因為中國醫學界長期視狐臭為一種疾病，促成了中國成為最熱衷于治療狐臭的國家之一。雖然，隨著現代醫學知識的傳入，一些報刊媒體已經開始正確認識狐臭的原因，但作為少數群體的狐臭者，在中國依然是羞于啟齒。在百度貼吧上，腋臭吧關注度有10.5萬，發帖量在120.1萬，腋臭者需要在大量廣告中尋找相互支持的力量；而另一個狐臭吧，關注度3.1萬，發帖量53.6萬，2013年新換的管理員在置頂帖里“宣誓”要認真盡責的刪除“工程浩大”的廣告貼，到2016年7月之后已鮮有發言貼了，目前僅是兩個吧主在做科普類的日常更新，而其中一人也是在轉發著古代各類治療狐臭的偏方。
由于狐臭受基因調控，有狐臭的人往往整個家族都會有。高曉防在學者李峰的研究基礎上，通過資料查閱及訪談，獲知我國不少地方曾經存在、甚至有的地方至今仍有留存這種狐臭禁忌婚俗。[2]有狐臭的家族會被認為門風不凈，根底不好，很難與當地其他家族實現聯姻。[1]生活在青海東部的倉卓藏族人用骨系作為等級劃分，骨系的差別主要根據是骨系的“純潔”與否，而“純潔”與否的關鍵則是看是否有狐臭體味及其程度如何。[3]骨系的等級與社會經濟地位沒有直接的關系，不潔骨系階層即指有狐臭氣味遺傳的群體，即使氣味已經在有些人身上不明顯了。
2 從深度心理學視角理解中國人與狐臭的關系
2.1 狐臭與個人情結 學者范紅霞從臨床意義上闡釋了情結的產生。情結多屬于心靈分裂的產物，……它們原本是一個完整體，但由于原型作用、創傷性經驗、情感困擾或道德沖突等，都會導致某種情結的形成。[4] 筆者的腋下從小到大經歷了各種藥膏、藥水、藥粉以及手術刀的侵襲，皮膚從白變黑、從軟變硬，從光潔到留下永久的傷疤，這一次次肉體的折磨，被同學聞到后竊竊私語的的閃回畫面，初戀分手后發現狐臭還會在腹股溝、乳頭等處散發的事實，筆者父親因自責郁郁而終的后果，婚后對丈夫自欺欺人的“保密”，對后代是否會遺傳狐臭的忐忑，在咨詢中遇到同質來訪者時出現的反移情，不斷的壓抑、創傷、莫名的恐懼中，筆者與狐臭所帶來的自卑情結在無意識和意識之間糾纏。筆者通過訪談和查閱資料了解到醫治過程中，遭遇同伴或伴侶嫌棄所造成的創傷、家庭互動模式中家人的過度保護或不理不睬、中國的文化認同里狐臭是“少數人”才有的生理缺陷的制約，使狐臭者在被情結擁有中消耗著極大的身心能量，以致精疲力竭。
2.2 狐臭與文化情結 榮格分析師托馬斯·辛格說文化情結事實上是由所有個體心靈的零散拼湊所組成的，這些個體共享了特定的時間、空間以及特殊歷史時刻，因而受到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精神上的超自然力量和能量的牽引。[5]他將文化情結比作一個由思想、意象、記憶、情感、行為等等零碎片段組合的畸胎瘤，這個瘤完全抗拒理性，卻深深影響著、甚至會逐漸取代周圍環繞的社會現實日常“組織”。[5]
前文提到高曉防通過對全國不少地方存在狐臭禁忌婚俗的梳理，發現這一習俗主要集中分布在陜北、晉西、豫西北、寧南、隴東、青東北、內蒙古河套地區的漢族地區。從歷史角度看，這些地區在遼西夏元金時期，處少數民族與漢族相交之地，屬漢文化邊緣地帶。蒙古元朝統一后，這些地區的漢族百姓被劃定為漢人，在蒙古“初夜權制度”影響下自然就導致這些漢人地區都遺留下來狐臭。其隱藏在背后的歷史文化信息是當時宋亡蒙興，漢人強烈反對外族統治，并從心理上抵制與蒙古人通婚，蒙古“韃子”身上的狐臭體味成為他們“骨”不純潔的重要判斷依據。[2]
早在上世紀30年代，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一文指出狐臭與胡人之間的聯系，“迨西胡人種與華夏民族血統混淆既久之后，即在華人之中亦間有此臭者，儻仍以胡為名，自宜有疑為不合。因其復似野狐之氣，遂改‘胡’為‘狐’矣”。[6]學者劉永連認為詬“胡”為“狐”是中原狐文化的一種現象，與以“狐”喻人、以“狐”譏人的風氣直接相關；……詬“胡”的風氣以胡人內遷為前提，再以漢人為主流的社會而產生，……自北朝起先有五胡竄入，后有九姓移居，特別是有唐一代胡人愈多，胡風嚴重，故而成為民族矛盾的重災區。[7]種族歧視的文化情結來自并且壯大于華夏民族對于外族以及其后代的婚配抵制上，這也是一種源自文化創傷的文化情結。符合托馬斯·辛格對文化情結特征的描述，即文化情結具有自主性、重復性、會收集能證實其觀點的經驗和記憶、其思想趨近簡單化并且非黑即白、擁有強烈的情感和情緒。元末，朱元璋聯合反抗力量起義趕走“韃子”，但曾被其蹂躪過的婦女無數，后代頗多，留著“韃子”血脈，有著“韃子”的體味，導致了許多“門戶”不對的家庭，這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中依然保留著對當年外族流入的歧視與痛斥。而這一部分的提出，可以幫助人們意識到那些曾被深深嵌入到歷史中的原型經驗，原型是先天的、遺傳的心靈傾向，當可以把對狐臭的文化情結意識化之后，人們面對和接受狐臭的態度也會有一定改變，以積極地態度和行為來應對情結。
2.3狐臭與文化認同 中外學者在文化認同的理解上有一定差異，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因其國家內的民族數量的不同會有不同，但大部分學者會認為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本質內容。國內外學者在文化認同的理解上已經形成了一些共識。董莉等認為，文化認同既存在于社會層面，也存在于個體層面，它是個體在不同情境和群體中進行文化態度決策和自我定位，從而進行社會適用的過程。[8]
影響文化認同的因素很多，從人口統計學指標看，狐臭者作為中國社會里的少數人，人們潛意識里為了避免狐臭基因在群體中的代際傳遞，而會將這些少數的狐臭者排斥到主流群體之外。但隨著社會的進步、文化水平的提高，狐臭問題一般不會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狐臭者和非狐臭者在一起可以學習、工作、交友，心理上對其沒有明顯的界限，但在結婚之后養育后代的問題上還是會有許多的爭議，有狐臭者可能會堅決不要孩子，擔心自己的問題再重演，也有非狐臭者接受狐臭者的體味結為夫妻，但對下一代是否會被遺傳提心吊膽。在筆者的經歷中，筆者自以為是的瞞了愛人10余年，當秘密吐露的那一刻，才知道筆者愛人是擔心傷害筆者自尊而從沒在過往的生活里問及，但對孩子們是否被遺傳仍有擔憂，也曾因此對要二胎的打算堅決抵制過。
從社會支持角度看，好的社會支持是狐臭者在主流文化適應過程中應對壓力、提高適應的重要資源。這種支持可以來自于家庭，也可以來自于同伴。筆者的母親因擔心筆者被歧視，而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注意味道，要做好自我保護等等，讓筆者在被“無微不至”的保護中同時也堅信自己是不好的，是需要藏起來的。如果父母可以對狐臭有正確的認識，合理的進行心理疏導，讓孩子接納自己的現狀、掌握一定的應對措施和心態，父母是會對孩子的文化認同產生積極的影響的。筆者也是在開始個人分析后，漸漸有力量去暴露自己的秘密，得到了許多朋友的理解，這些來自同伴的認同、接納，讓筆者也更好的接納自己。筆者在訪談中也發現，并不是所有家庭對狐臭都如臨大敵，當人們可以去接觸情結、了解情結，也將有力量與情結和諧相處。
3 結語 如情結一樣，不管有沒有意識到，狐臭都是一個既存的事實，不會因為過度的干預就消失，也不能因此就隨波逐流，影響他人的呼吸。其實一支體香劑是外國人的常備之物，超市里隨手可得。如果有一天國人也可以對狐臭抱有平常心，那我等少數人群就可以隨手買上幾瓶物美價廉的體香劑了。
東北大學：（碩士，講師,東北大學專職心理咨詢師，從事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在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詢中的應用研究。）
參考文獻
[1] 韓小川.中國人為什么這么幸運，少有狐臭[R/OL].網易浪潮工作室,2018-04-20. https://m.baidu.com/paw/c/s/m.douban.com/mip/note/666413906/.
[2] 高曉防,王昌武.山西臨縣“門戶”習俗探究[J].民族論壇,2016,385:65
[3] 扎洛.倉卓藏人的骨系等級婚制及其淵源初探[J].民族研究,2002,4:65
[4] 范紅霞,申荷永,李北榮.榮格分析心理學中情結的結構、功能及意義[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8,22(4):310
[5] 托馬斯·辛格.文化情結與文化創傷[J].心理分析,2016,1:13
[6] 陳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42.
[7] 劉永連.“狐”與“胡”關系再探[J].2010,39:149
[8] 董莉,李慶安，林崇德.心理學視野中的文化認同[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68.
